李云飞阿訇对党国发出战争威胁!!!

原题:印度穆斯林的民族国家之路

在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墓前,让人想到了罗曼·罗兰的那句话:“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巴基斯坦的诞生,为穆斯林世 界在政治上提供了一种范式。从理想到国家,印度穆斯林在1858-1947年间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对于那些正身处国家动乱中的穆斯林或许有某种启示,至少能让他们认识到国家之路将有多么艰辛;而作为多数派的印度教徒和作为少数派的穆斯林最终走向“印巴分治”的过程,对于某些国家中的大民族主义则是可资借 鉴的教训。

   穆斯林世界正向何处走呢?自1798年以来的现实处境迫使我们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黑暗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狄更斯语)。在近现代300年的时间里, 帝国、王权、民族国家、专制政府、代议制政府、军人干政、现代主义、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西方化、世俗化及所有可能带来改变的方法穆斯林都尝 试过了,但眼下的状况却如托克维尔对动乱时期的法国那种可怕的局面就政治所总结的:“我们被投于一条大江的急流,冒出头来望着岸上依稀可见的残垣破壁,但 惊涛又把我们卷了进去,推回深渊。”

在政治上,始自18世纪的来自西方的挑战是穆斯林世界无法阻挡的,这种挑战在1683年奥斯曼帝国在维也纳失败后就必然会发生,而1858年英国政府从 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印度及1918年奥斯曼帝国的战败则预示着穆斯林政治权力的普遍丧失。遭受殖民统治的现实揭示了穆斯林世界在政治、军事、技术、科学和 对现代社会的认知上都已落后于西方。

   生活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穆斯林能强烈感触到西方的主权民族国家、代议制政府、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相比之下则是穆斯林世界的 帝国政权、专制政府、传统经济和传统科学的式微——这些在8至18世纪曾使穆斯林世界长久不衰的“秘诀”,如今却在西方的挑战面前失灵。那些持末世论的 人,绝不要认为这种失灵意味着末日的到来及他们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真主并高枕无忧地等待进入乐园的时刻。此岸世界如今一团糟,谁能独善其身?

   作为对现代西方知识的回应及对自己所在社会的拯救,穆斯林世界涌现出一批现代主义者,他们提出以西方为师,让穆斯林掌握西方的政治、科学和技术,以西方 知识来检讨伊斯兰知识,并重建伊斯兰知识。他们力图证明伊斯兰是一个现代化的、积极的、开明的宗教,伊斯兰并不“落后”。

在英属印度,印度教徒先于穆斯林全面开展了西方化运动,在教育和政治上遥遥领先。如阿诺德·汤因比所言:“印度教徒比印度的穆斯林更快地发现和捕捉住了印度历史上这一由西方人的统治时代所提供的机会,它使印度人更有效地掌握了西方人管理社会的艺术。”当 时,英国殖民政府的残酷统治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政府斗争,英国人疲于应对,总督杜福林只好建议印度人成立一个改良主义政党,引导他们以非暴力的方式参与政 治,实则仅分享了政府极小部分权力。于是,印度教徒上层社会知识分子于1885年建立印度国民大会(国大党),在参政的同时为印度的独立日做准备。


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
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先驱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呼吁印度穆斯林建立自己的政党。他曾相继发起“穆斯林教育会 议”(1887年)、“爱国协会”(1888年)和“上印度穆斯林保卫协会”(1893年),但由于印度穆斯林对现代社会缺乏认识,致使这些倡议均以失败 告终。这意味着穆斯林的传统教育已不能贡献时代所需的人才,赛义德·艾哈迈德·汗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他曾在1869年访问英国,在参观 了剑桥大学后,他在一段文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梦想:“我可能是在做梦,但我们的目标是把穆斯林学校建立成类似牛津或剑桥那样的大学,每座清真寺都附设我们 的学院,每个学院都配一名医生和药房。”

赛 义德·艾哈迈德·汗回国后,于1875年在阿里格尔创办了“回教—盎格鲁东方学院”(1920年更名为“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目前是由印度政府资助的公 立大学),提出以西方为师。这是印度穆斯林第一所教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宗教学院,这种新式教育的尝试被称为“阿利加尔运动”。但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具有政治 性,同时代的“迪奥班迪学院”(دارالعلوم دیوبند‎)指责这是一场亲英国文化运动。迪奥班迪学院由穆罕默德·卡西姆(1833-1880)于1866年在萨哈兰普尔建立,主张维护伊斯兰传统、反西方文化及殖民政府。面对这种指责,“回教—盎格鲁东方学院”以一段《古兰经》文作为自己的校训,并印在校徽上:“他把人类所不知道的知识教于人类。”(96:5) 在经过三十年的培育后,穆斯林仿效国大党在1906年成立了“全印穆斯林联盟”(العصبة الإسلامية)。对于穆斯林世界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教派和社团,它是政治性的,是20世纪初期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民族主义的 象征,但它又留有19世纪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印记。

伊斯兰现代主义一直受到保守派的批评,但它在19世纪晚期的出现显然有其历史价值。任何思潮都有缺陷,现代主义也不例外,比如对西方知识的过度屈从和对自己文化的矫枉过正,但如果印度穆斯林社会没有出现过这种思潮,也就不会有全印穆斯林联盟,也不会有后来的巴基斯坦。当时以迪奥班迪学院的乌里玛为代表的保守派持反政府、不合作和反西方文化立场,但这种立场丝毫没能影响1858-1947年瞬息万变的印度社会的历史进程。
[page]

莫卧儿帝国灭亡后,印度穆斯林中的传统主义者把奥斯曼帝国视为团结的象征。当 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站在德国一边时,他们支持这种选择,并反对英国和印度参战。英国政府为了稳定印度穆斯林的情绪,许诺战后会保障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及哈里发(苏丹)的地位,但战争一结束就开始瓜分奥斯曼帝国。这使得毛拉·穆罕默德·阿里(1878-1931,其兄是肖克特·阿里,俗称“阿里兄弟”) 在1918年发起“基拉法特运动”( حركة الخلافة,即“全印保卫哈里发运动”, 1919-1924),呼吁印度穆斯林起来反对西方瓜分奥斯曼帝国及保卫哈里发。毛拉·穆罕默德·阿里曾先后在迪奥班迪学院和回教—盎格鲁东方学院学习, 并在牛津大学攻读过现代历史,还参与了穆斯林联盟的创建,但他在思想上属于保守派。

基拉法特运动获得了印度国大党的支持,作为对这种支持的敬意,该党领袖甘地在1919年11月24日当选为全印基拉法特运动委员会主席。印度教徒和穆斯 林的这次合作是政治性的,联手对抗共同的政敌英国殖民政府,然后各取所需。土耳其《色佛尔条约》(1920年)签订后,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和甘地发起对 英国殖民政府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作为这种不合作立场的表达,大批印度穆斯林移民阿富汗(1920年夏)。1921年8月20日,一万名莫普拉人发起武 装反抗,其中3000人被英军击毙。1921年12月10日,英国殖民政府逮捕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在卡拉奇监狱监禁两年半。随着土耳其放弃伊斯兰传统 成为世俗国家及穆斯塔法·凯末尔在1924年宣布废除苏丹制,印度穆斯林的基拉法特运动宣告失败,传统主义遭遇重创。这是印度次大陆泛伊斯兰主义的一次重大挫折,它同时宣告了穆斯林帝国政权的终结。基拉法特运动的一项政治结果是,一部分保守派穆斯林在甘地的影响下加入了国大党,这让甘地认为穆斯林联盟不能代表全部印度穆斯林,这种观念成为导致“印巴分治”的重要因素之一。

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则接受莫卧儿帝国灭亡的事实,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基拉法特运动。实际上,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的现代主义道路是条实用主义道路, 他亲历1857-1859年的反英国独立战争,当时德里、阿格拉、坎普尔的穆斯林社区遭到严重破坏,他的很多亲人死在这场战争中。他曾作为法院首席评估官 员来评估整个事件,并亲眼目睹了莫卧儿帝国的灭亡。他意识到英国殖民当局有着高效的政府和强大的军队,武力反抗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此时穆 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对殖民政府采取不合作、反西方立场反而把自己排除在政治之外而使印度教徒获得更大的利益,与其这样不如与英国殖民当 局合作,用政治和宪法来为穆斯林争取权利,但这需要穆斯林具备现代知识,这就是当时印度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方法论。

英国政府为了让印度看上去更像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决定把他的民主政治扩大到印度,建立一个英联邦下的印度自治政府。1892年颁布了印度议会法,开始建 立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行政机构。1909年,英属印度政府通过改革法案(莫莱-明托改革),该法案给予印度人在中央及省级立法机构有限的权力。经过改革 后,中央和立法院的主要成员继续由政府任命,但少量人员由选举产生。在省一级,省长向立法机构负责,其他成员则通过选举、非正式任命或官方委任等形式产 生。英国政府给印度人的选举权是有限的,仅给予极少数上层印度人,但经选举产生的议员在民族主义观念下逐渐成为政府的反对派,成为各自宗教、族群和地方组织在政府内的代言人。

1916年,在立法会议中选举产生的19名印度成员,一致向英国殖民政府提出扩大自治的要求。为此,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12月份在勒克瑙同时举行党代 会,双方通过了详细表述这项要求的方案,提出:取得自治领地位,扩大选举权,立法会议80%的成员由选举产生而不由殖民政府指定,执行委员会的半数成员应 对立法机构负责。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让印度控制在印度人手中而不是英国政府手中,进而使其完全独立,但这需要印度人团结一致。

在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1876-1948)的推动下,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签订了勒克瑙协定,建立政治联盟(全印度自治联盟)。根 据协定,在争取自治期间,为了采取统一行动,穆斯林联盟并入国大党。为了进一步表明这种联合的诚意,双方协定:承认居少数地位的穆斯林社团成为单独的选举 团体,在立法机构中给予他们超过按人数比例所应得的议席(“超比例席位”),还允许四分之三的印度教徒立法委员或穆斯林立法委员对任何有损他们社团利益的 措施进行否决。实则该协定解决了多数派的印度教徒和少数派的穆斯林未来在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国家共存的难题。

真纳于1876年生于卡拉奇,在英国攻读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期间受到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并构成了他后来的政治思想,1896年回到印度加入国 大党,1906年在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中提出让印度分治(“自治决议案”)的政治主张,1910年被孟买穆斯林选为中央立法议会议员,1911年因废止英 国划分孟加拉而一举成名,1913年加入穆斯林联盟但同时保留国大党成员身份(这种双层身份到1919年为止),在1916和1920年连任两届穆斯林联 盟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穆斯林社会派系林立,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严重对立,真纳号召穆斯林团结一致,他在一份呼吁书中说:“难道我们不能埋葬我 们的分歧,组成联合阵线吗?那样,印度教的朋友将会更尊重我们,觉得我们更有资格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他曾批评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及迪奥班迪的基拉法 特运动,认为这种运动没有实质意义。

由真纳推动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合作,成功迫使英国政府扩大了印度的自治权。1917 年,英国政府宣布逐步增加印度人在政府部门的数量,发展自治政府,以期让印度政府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当然目的还是让它成为“大英帝国完整的一部分”。 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案(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允许将印度地方权威人士充实进入中央和省级立法机构,但总督向伦敦负责,以保持英国对印度的控制。 这一法案扩大了印度政府的自治权,尤其是在省一级,立法机构成员大多数由选举产生。中央议会由140名议员组成,其中100名由选举产生。省级立法会议成 员,70%由选举产生,30%由政府指定。农业、教育和工务等部门的部长分别向立法机构负责,而不为总督负责。但金融、财政和内政则由英国人出任主要官 员,向总督负责,不受立法机构控制。也就是说印度的实权仍在英国人手中,但印度人已通过选举广泛进入了政府。

  对真纳来说,这是政治和宪法斗争的阶段性胜利,但国大党领袖甘地并不满意,他希望印度尽快独立,于是和推行基拉法特运动的保守派穆斯林一起进行非暴力不合 作运动,但这一运动在推行中并未真正保持非暴力性质,导致印度人和英国政府的关系紧张。真纳认为两党应继续通过宪法斗争来实现印度独立,这使他与甘地出现 分歧,但最终破坏两党关系的是民族主义。正如泰戈尔所观察到的,“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席卷当今人类世界,并吞噬它的道德活力的残酷瘟疫”。自19世纪中叶以来,印度教徒中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当两党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后,尤其是独立日在望,他们越来越多地希望他们的所有政治诉求都附加上“本民族”的名义,并喊出“独立印度教的统治”的口号。


圣雄甘地与真纳
民族主义最先导致了语言之争,印 度教徒要求废除乌尔都语的法定地位,以印地语为“印度人”的官方语言,这种要求遭到说乌尔都语的穆斯林的反对。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原本属于同一种语言,但因 为佩戴这种语言的群体的文化和信仰的不同,致使这种语言在历史的实际使用中出现了差别。印度教徒使语言印度教化,以天城文体(一种元音附标文字)书写,以 梵文为参照,并称其为“印地语”;穆斯林则在历史的应用中使语言伊斯兰化,以波斯文体书写,以阿拉伯文为参照,形成乌尔都语。数个世纪以来,乌尔都语一直 是莫卧儿帝国的官方语言,也是印度社会学术、思想的语言,而印地语则是民间印度教徒的方言。印度教徒中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废除乌尔都语的社会地位,争取让印 地语成为官方语言。在这场语言之争中,印度教徒凭借国大党及多数派优势压倒了穆斯林的诉求,获得英国殖民政府的支持。语言之争及其结果让穆斯林意识到,无 论是在当前的殖民政府中还是在未来印度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政府中,穆斯林的少数派地位都将难以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
[page]

1924年9月26日,印度各宗教、党派在德里召开联合大会,印度教徒、穆斯林、袄教徒、锡克教徒、基督教徒的代表们共聚一堂,大家同意建立地方委员会 以防止教派之间的冲突,然而“印度教大会”(成立于1916年)和“雅利安协会”的好斗行动却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恶化。此后数年内,国大党内的民 族主义情绪持续升温。

1928年8月28日,在勒克瑙召开的印度教各党派会议通过了尼赫鲁报告。这份报告是一部拟议的宪法,它在使印度享有由代议制政府治理的自治领地位的同 时,删除了十二年前一致同意的对于居少数地位人民的权利的保障,这遭到了包括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内的所有穆斯林的反对,基拉法特运动的领袖毛拉·穆罕默 德·阿里甚至断绝了同国大党的联系,并停止在非暴力不抵抗运动中同甘地合作。制宪委员会主席贾瓦哈拉尔和国大党内的激进分子还拒绝了规定自治领地位的条 款,要求印度完全独立,因为这有利于多数派的印度教徒并使穆斯林永远处于少数派的不利地位。1928年12月22日,在加尔各答召开的各党派全国会议上, 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正式分手,双方从此走向对立。

自1916-1928年以来的政治现实,迫使穆斯林开始发起另建穆斯林国家的运动。1930年12月29日,穆罕默德·伊克巴尔首次提出,在以印度教徒 为主的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他从民族主义视野上视印度的穆斯林为单独的实体,他要把这个实体建构在政治和主权上。印 度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早已觉察到,西方强国往往以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理念,而其所在的世界是个完全由民族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要想在这一世界结构中生 存下去,穆斯林必须模仿西方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伊克巴尔所言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奠基于伊斯兰原则之上的民族国家,这与后来将宗教当做个人私事的世 俗国家的理念有所不同。他修正了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的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想,认为穆斯林无需完全屈从现代社会,比如世俗主义,因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不 同,伊斯兰教没有教会和教皇,伊斯兰从未离开过“世俗”社会(顿亚),所以无需走西方的世俗主义道路。
[page]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生于英属印度旁遮普省锡亚尔科特,四岁进入清真寺接受教育,1899年获得旁遮普大学硕士学位,1906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文学学 士学位,1908年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拉合尔国立学院。他毕生致力于哲学、诗歌创作及政治研究,虽然生长于英语世界,但以波斯 语和乌尔都语进行思考和创作。鲁米(1207-1273)塑造了他的心灵,波斯语古典诗歌让他沉浸于伊斯兰辉煌的往昔,这不仅决定了他的文学风格和哲学思 考,也成为他关于印度穆斯林社会的政治解放理论的源泉。在印度次大陆穆斯林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他呼吁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各派穆斯林加入穆斯林联盟形成统一 战线。

英国政府本来想借穆斯林联盟来制约国大党以维护其对印度次大陆的统治,但当双方的关系恶化到发展出“两个民族理论”并向两个民族国家迈进时,它不得不举 行“圆桌会议”来化解双方的分歧。1930年11月12日,第一次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均派代表参加。此后则多次举行圆桌会议,但始终未 能解决新宪制下居于少数地位团体的代表权问题。在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的支持下,真纳提出了解决双方分歧的十四点主张:

1、未来的宪法应该是一个联邦宪法,各省应该有一定的权利。

2、所有的省应该有相同的自主权。

3、国家所有的被选举的机构应该设立适当的、有效地体现各省的少数人群的选举方法。这个选举方法不应该使得多数人群变为少数或者变为同样多。

4、在中央立法机构中至少1/3的席位是穆斯林。

5、地方选举依然象今天一样进行分离选举,但这不排除将来任何时候放弃分离选举,进行统一选举的可能性。

6、任何行政区划的改变不应该影响到旁遮普、孟加拉和西北边省的穆斯林多数。

7、任何人群获得完全的宗教自由。

8、假如在任何立法过程中任何一个人群的3/4反对一个立法的话这个法律无法通过,来防止对这个人群的利益的损害。假如有其它类似的、更可行的手段来保证这个目的的话则使用该更好的手段。

9、信德省不受孟买管理。

10、在西北边省和俾路支进行与其它省份同样的改革。

11、在国家机构和其它地方自主机构中穆斯林应该与其他印度人一样获得同等的待遇。这一条应该在宪法中注明。

12、宪法应该规定国家和地方机关对穆斯林文化、对穆斯林教育、语言、宗教、个人权利和福利机构的帮助的保证。

13、任何政府,不论是中央的还是省的,要保证有1/3的穆斯林部长参加。

14、只有在印度联邦的邦同意的情况下中央立法机关可以改变宪法。

当时的报纸在登载“真纳十四点”时,曾指出这是穆斯林所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但它立即遭到国大党的否决。因为这“十四点”是为未来排除英国的独立的 印度而设计的,所以英国政府也不认为它“有政治意义”。真纳曾试图在圆桌会议上解释自己的主张,但印度教代表拒绝听他解释,而穆斯林则认为真纳出卖了他 们。这让真纳心灰意冷,于1931年离开印度和穆斯林联盟出走英国。
[page]

  甘地有句名言:“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赛义德·艾哈迈德·汗也有句话说:“民主制的实质是代表民意,绝非简单的多数 原则。”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宽容、合作和妥协是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而且时常无法达成共识。多数原则是组织政府和决定公共事务的一种 方式,但这种方式绝不是为了压制少数派,因为这有违民主国家的人权和自由的原则。少数派在组成政府上失利,但仍享有其权利,这权利绝不 会因这种失利而被多数派剥夺;相反多数派应认识到,民主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保障少数派的权利。尤其是当一个国家中的两个族群在数量上相近时,真纳的十四点 方案就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当时的印度教徒拒绝宽容、合作和妥协,他们想凭借自己的多数派地位在制宪和选举上置穆斯林于不利的地位,谋求建立“独立印度教 的统治”这种排他性的“单一的民族国家”。实则,国大党所谋求的是一个“伪世俗主义”的受印度教支配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1932 年,旅居英国的真纳读到了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英文版自传(《Gray Wolf, Mustafa Kemal》),他顿感似曾相识,并为其曲折的经历所打动。他们都梦想在殖民时代为穆斯林在政治上开辟一条生路,所不同的是,凯末尔手握军政大权,而真纳 则只有一片真心。穆罕默德·伊克巴尔(时任穆斯林联盟主席)劝说真纳回国,他坚信真纳是当时唯一能够领导穆斯林联盟并同英国和殖民政府 谈判的人,他向全体印度穆斯林强调:“穆斯林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加入穆斯林联盟,支持真纳。”提出将穆斯林联盟打造成为印度穆斯林的单一的政治实体,形 成统一战线对抗英国殖民政府及国大党。穆斯林联盟的代表到伦敦对真纳说:“你必须回去,你的人民需要你。”真纳于1934年回到印度,被选为穆斯林联盟终 身主席。

由于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圆桌会议未能解决新制宪下居于少数地位团体的代表权问题,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于1932年8月16日宣布教派自治裁定书,保留教派组成各自的选举团的原则,这就拒绝了印度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诉求而被分割成各种团体。

1935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法案,根据该法案,英属印度的版图不包括缅甸和亚丁(也门),印度被划为11个省,在每个省任命一名省督和一 个执行委员会进行治理。各省将设立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有六个省的立法会议为两院制,另外五个省为一院制)和对立法会议负责的政府,代表权将依据教派 自治裁定书而定。各省政府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但省督保留某些非常权力。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既包括英领印度各省,又包括各个印度土邦的全印联邦。当时印度 有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562个土邦,在英国“保护下”由当地人控制。该法案还规定在德里设立中央立法会议,由一个上院(国务会议)和一个下院(立法大会) 组成,上院由34名选举产生的议员和26名指定的议员组成,下院由105名各省议会选出的议员和40名指定的议员组成。印度总督将保有对国防、外交等事务 的控制权。该法案颁布不久即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开始逐步丧失对印度进行有效控制的能力。

在1937年1-2月举行的各省议会选举中,印度教徒组成的国大党在6个省赢得绝对多数,并在另外三个省取得多数,最终在8个省组成了由他们主导的省政 府。穆斯林的少数派地位使他们在这次选举中惨败,此后(1937-1939年)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的冲突日益深化。1938年4月28日,在经过长期交换 信件后,真纳与甘地在孟买会晤,讨论穆斯林联盟提出的只有它能代表印度穆斯林的要求,希望能解决居于少数地位的穆斯林的代表权问题。甘地和国大党执行机构 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保守派穆斯林自基拉法特运动时期就与甘地和国大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运动失败后加入国大党,尽管后来在伊克巴尔的呼吁下很多人转入 穆斯林联盟,包括运动的发起者毛拉·穆罕默德·阿里,但这让甘地认为穆斯林联盟不能代表全部印度穆斯林。1938年10月,双方都放弃了进一步达成谅解的 企图,甘地认为真纳别无选择,但真纳已决定走另外一条道路。

 1940年3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年会,真纳向外界宣布穆斯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名为“巴基斯坦”的国家。这 遭到印度教徒的嘲笑,他们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真纳已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以独立来迫使国大党让步,一方面则在理论上制订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方案。1940 年8月8日,英国提出将在战后给予印度以英联邦成员国地位和一部新宪法。1942年,英国政府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到印度,讨论战后印度完全自治的计划, 为了避免穆斯林独立,提出将穆斯林占多数的西北和东北地区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行政区,将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归中央行政区。这实际上是通过行政区划来平衡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各自的利益,是“真纳十四点”的另一种表达。真纳接受了这一建议,但遭到国大党拒绝,他们想在所有行政区内都占据多数地位,因此挽救印度 分裂的最后尝试失败。

    1940年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在一起合影,中间就座的是真纳

真纳警告,如果不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印度次大陆将会爆发内战。1943年7月26日,真纳遭到印度教徒刺杀负伤,但他丝毫没有退缩。1945年9月19日,新成立的英国工党政府建议同印度代表讨论1942年所提出的赋予印度自治领地位的问题,国大党宣布不接受这一方案,要求英国“退出印度”,而真纳此时只关心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民族国家。

1946年3月14日,英国政府宣布接受印度完全独立。此后数月间,英国和印度的领袖们进行谈判,但未能拟定使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都能满意的方案。真纳 要求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并决定通过“直接行动”达到目的。1946年5月16日,印度过渡政府成立,真纳已决心建立巴基斯坦,所以他拒绝参加 这个政府。8月份,加尔各答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暴力冲突,导致4000人丧生,这一恶性事件让英国决定接受“印巴分治”。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及甘地本 来坚决反对分治,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担心真纳预言的“内战”真得会爆发,于是在8月的冲突过后勉强接受了这一建议。

1947年2月20日,为加速事态发展,英国政府宣布,希望至迟不超过1948年6月将权力让与印度人。6月3日,在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领袖磋商后,英 国政府宣布了印巴分治的新宪制方案,将在8月15日通过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的方式来实现印度的独立,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先后于 6月9日和16日表示赞同,并开始组织各自政府。7月5日,印度独立法案提交议会,法案要求成立印度、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并结束英国对其余印度土邦的统 治,各土邦可自行决定是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选择独立,两国在各自的宪法实施之前仍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宪法实施后则自行独立。8月15日,印度结束英国长 达190年的殖民统治独立,形成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民族国家。
[page]

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英国在印度独立当天才公布印巴分治的分割线(雷德克里夫线)。鉴于穆斯林占多数地区分别在英属印度的东西两地,因此西部的旁遮普地区 和东部的孟加拉地区被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分割;旁遮普被分割为旁遮普省和旁遮普邦,孟加拉则被分割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孟加拉邦。

在8月15日到9月21日期间,印、巴互换了约1200万难民,但由于互换过程是在无法治的条件下进行的,难民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尤其是在旁遮普地 区。9月21日,两个新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要共同消除造成冲突的各种原因。印度自治领政府成立后,总理尼赫鲁要求各印度土邦保留对内主权的同时,把国 防和外交上交新自治领,以示接受新政府和一个印度共和国。克什米尔是一个穆斯林居大多数的土邦,本应通过公民投票来选择自己的归属,但因为土邦首领是印度 教徒而加入了印度。印度政府于10月28日批准了该项“请求”,这遭到真纳的谴责,并导致了后来的克什米尔战争。

真纳决心把巴基斯坦建设成为一个保障各族群权利,尤其是少数派权利的共和国。为此,他任命了一个印度教徒来出任国家的第一位司法部长。他把国旗设计为绿 白相间的,四分之三的绿色代表着穆斯林,四分之一的白色代表着少数民族。他在巴基斯坦制宪会议上说:“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自由地到庙宇去,到清真寺去, 或者到这个巴基斯坦国家任何其他做礼拜的地方去!不论你们属于什么宗教、种姓或信仰,都毫不妨碍我们都是同一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平等公平这一基本原则!” 他说:“您可能属于任何宗教或级别,这与国家事务无关。在一定的时候,一个印度教徒不再是一个印度教徒,一个穆斯林不再是一个穆斯林。这不是从宗教观点上 来看的——宗教观点是每个人个人的信仰;而是从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观点上来看的。”在巴基斯坦诞生一年后,真纳于1948年9月11日在他的故乡卡拉奇病 逝,当时他正在为这个新国家起草宪法。

190年的殖民统治,改变了印度次大陆的政治和社会面貌。1947年英国人离开印度时,威斯敏斯特式的议会制政体已成为南亚前英国殖民地的一种重要的政 治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尽管英国的殖民统治失败了,但它的意识形态却取得了胜利,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社会留下了民主与法治的政治观念。但实际上,英国 人并非真心想输出这种意识形态,当时的代议制民主的理念仅存在于英国本土,在印度是被拒绝的。英国人当初邀请印度人组建政党与政府合作,只是因为应对反政 府者的战争经费巨大,想以此来减少开支并同时实现对反政府行为的遏制。当时印度的英国殖民统治者为数甚少,而被统治的人口则多达数亿,所以合作是实现继续 统治的保障,殖民政府必须下放部分权力给印度人。但殖民地的人民信以为真,或假戏真唱,总之受到了民主政治的鼓舞,经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掌握了一定的实 权,削弱了印度总督的统治,并最终走向独立。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不仅带来了新的政治文化,也在以帝国或王国为政治文化的印度次大陆激发起了“民族”意识,印度教徒、穆斯林这种相同的印度人的身份在 “民族”的观念下具有了一种新的政治意义,并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社会认同感。英国人依照自己的民族主义想象,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并加以 利用这种对立关系,按照自己的想象划定选区,在地方机构和立法机构中分配席位和教育资金,这促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中的精英人士组成各自的社团或政党来争夺 政治权力,最终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并导致印度的分裂。然而,当英国从二战中取胜而印巴分治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时,英国人则又出于二战后它的全球战略利益而 竭力阻止印度的分裂,但为时已晚。

印度的未来完全出乎英国人预料,托马斯·麦考利在制定英国在印度的政策时,想用西式教育使印度社会完全西化,以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最终让印度人对英 国政府产生政治认同。但受到良好西式教育的印度人,在具备了英语和民主观念后,却放弃英国政府而谋求政治自主。当这种政治意识出现后,英国殖民政府教育官 员曾试图将英国人争取民权斗争的历史排除在印度人受教育的课程之外,但这已不可能。

当时在印度推行西式教育者主要是传教士,因此他们的目的是使印度社会基督教化而不问政权归属。然而,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变得更珍视自 己的宗教,哪怕它已被视为一种习俗,但它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真正成为了一种信念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成功的阻止了印度社会的基督教化。据说,当真纳在英国林肯 法学协会餐厅的墙壁上看到先知穆罕默德和摩西的壁画并排挂在一起时,他激动万分,并决定学习法律。出乎英国人预料的另一点是,英国人坚持让印度政教分离, 认为政府在宗教问题上要保持中立,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共和国的政府当然应该是中立的,但事实上,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都没有接受 这种观点,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政府都与各自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巴基斯坦诞生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已于1938年在拉合尔病逝,享年60岁。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经常到苏菲阿里·胡智威里 (1009-1072)的墓地沉思。他是印度穆斯林的民族国家运动的灵感,他被誉为“巴基斯坦的精神之父”。穆斯林为了表达对他的敬重,把他安葬在巴德夏 希清真大寺的右前方,这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都不曾拥有的荣耀。摩尔人风格的陵墓,尽管规模不大,却是精雕细琢的上乘之作,坟墓用红砂岩和青金石砌就,墓碑 是珍贵的阿富汗玉,洁白如雪。陵墓工程因为资金短缺而持续了13年,但穆斯林拒绝接受任何地方政府和统治者的任何捐赠,他们认为这有损于穆斯林群体对他的 敬意。两位高大魁梧的士兵荷枪实弹在墓前站岗,墓内撒满了新鲜的花瓣——这是无以复加的敬意。站在墓碑前,让人意识到理想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只是充满了艰辛。

2016-04-28于伊斯兰堡

http://www.chinayjy.org/guojiazhanlue/2016-05-03/135.html

伊斯兰教为何没有征服过中国?

文章出处已经找不到,有署名是润峰的,作者本身的情怀丝丝构筑其中,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我们未来面对的挑战实在太大!希望看完此文的朋友能够有所收获,希望原作者能够联系我们,补上署名,对作者高屋建瓴的视觉深表佩服!

导读:伊斯兰教很早就征服过欧洲吧,北非也是,印度周边现在也都是伊斯兰教。东南亚也太多了,对华形成C型包围态势。为啥蒙古和满族人都征服过中国,唯独伊斯兰教没征服过?按道理来说很近啊,都已经到西北地区了。

为 什么绿教没有征服过中华?因为正在征服过程中。事实上,伊斯兰文明一直有向东扩张的倾向。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线来看的话,比如以千年为单位,可以看出, 伊斯兰文明一直在和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进行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不断产生新的平衡,又不断打破旧的平衡,这个平衡点,从怛罗斯开始,在 千年的历史中反复摇摆,一度推进到华夏文明的腹地——西安,如果换一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经过长达一千年的战争,伊斯兰的影响力一步一步的从中亚 渗透到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

第一回合:阿拉伯帝国vs大唐帝国

公元739年之前,大唐和阿拔斯王朝并没有直接对抗的环境,大唐钦点突起施作为葱岭以西中亚各国的“保护人”,作为大唐和阿拔斯王朝之间的缓冲。但在

739 年,唐朝平定突起施苏禄部之后,突骑施内部二姓相争,实力大减,失去了作为中亚各国保护人的作用,为阿巴斯王朝的东进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天宝九年,安西节 度使高仙芝认为石国“番礼有亏”,前往征讨,石国王降后,高仙芝背约将其献俘杀害,引起中亚各国的不满。石国王子逃入河中地区,引中亚各国欲攻四镇。高仙 芝在751年秋,率领葛逻禄以及拔含那军队三万余人深入700余里,与十万阿拔斯王朝的军队战于怛罗斯。对峙五天后,葛逻禄人临阵背叛,“士卒死亡略尽, 所余才数千人”。

怛罗斯之战可以视为高仙芝平西域之战的延续,对唐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关系,以及各自在西域的范围几乎没有影响,仍然保持着友 好往来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安西四镇已经是全盛时期统治的极限,而阿拔斯王朝同样要忙于稳定征服的叙利亚地区无力东侵。在这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第一 次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

第二回合:喀啦汗王朝vs于阗王国

喀 啦汗国是西迁的回鹘后裔,在9/10世纪之交,喀啦汗王朝的统治者在与波斯萨曼王朝的战争中接触到伊斯兰教。喀啦汗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克图为了取得河中地 区穆斯林的支持,首先皈依伊斯兰教,随后在圣战者的支持下打败了他的叔叔,自称博格拉汗。伊斯兰历330年(公元942年),他依靠伊斯兰的力量占领巴拉 沙滚,成为全国的大汗,在他的儿子和孙子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正式进入新疆,成为喀啦汗王朝的国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国家

喀 啦汗王国完成伊斯兰化之后,开始对信奉藏传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圣战”,经过四十年的血型征服(约960-1000年),西域千里佛土血流成河,成为真主 的土地。十一世纪初,喀啦汗王朝的疆域达到极盛,以新疆的荒山隔壁为界与高昌回鹘(高昌回鹘以汉人和回鹘人为主,受辽和宋的影响,佛寺兴盛)为邻。在这个 回合,伊斯兰文明拓地千里,新疆东部的高昌回鹘王国成为佛教文明抵抗伊斯兰的前线。

第三回合:塞尔柱王朝vs西辽

1134年,懦弱的东喀啦汗易普拉辛无法有效统治国内的葛逻禄人,叛乱四起,便请求耶律大石到他的都城巴拉沙滚来,耶律大石“登上他那不费分文的宝座”,封易普拉辛为土库曼王,保留对喀什葛尔和和田的统治,作为西辽的附庸继续存在。

1141 年,已经成为塞尔柱王朝附庸的西喀啦汗国爆发了与葛逻禄的冲突,西卡啦汗马赫穆德向塞尔柱苏丹桑贾儿求援,葛逻禄人向西辽皇帝耶律大石求援,桑贾儿率十万 骑兵度过阿姆河,双方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会战,塞尔柱军队打败,桑贾儿带着马赫穆德退入呼罗珊,塞尔柱王朝的实力退出河中地区,西卡啦汗国另立新汗, 成为西辽的附庸。卡特万之战是佛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一次反击,两个文明的平衡重新回到了中亚地区。信奉佛教的西辽皇室实行温和的宗教政策,允许人民自由 选择信仰各种宗教,对附属的喀啦汗王朝也很少干预其内政和宗教政策。在西辽王朝统治时期,各民族宗教矛盾趋于缓和。

第四回合上半场:帖木儿帝国vs大明帝国

截止13世纪初,伊斯兰已经控制了整个新疆,而随后的蒙古帝国崛起,横扫亚欧大陆,打断了阿拉伯的进一步扩张。但依然留下了更大的恶果:回回大规模在甘陕定居。明朝建立时,就不得不开始着手处理甘陕的问题,但终身未能在西域将伊斯兰势力赶出甘陕。

1404年帖木儿东征明朝,途中去世。东征明朝的时候帖木儿已经70岁了,而且和明朝隔着瓦剌和别十万八千里……他的后裔征服了印度。

第四回合下半场:吐鲁番vs大明帝国

1514年吐鲁番占领哈密卫,从此明朝再也没有控制过哈密。

第五回合:叶尔羌vs准格尔

在 清王朝康熙时期,准噶尔崛起,噶尔丹是佛教系对西域的一次猛烈反击,新疆的穆斯林国家叶尔羌被噶尔丹灭掉,但清王朝在灭掉噶尔丹并未着手处理新疆的穆斯林 问题。仅仅两年,代表穆斯林势力的大小和卓便迅速叛乱,随后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廷才开始正视新疆的穆斯林问题,设立伊犁将军、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 等机构。虽然中央正式确立的对新疆的直接管理,然而新疆汉人势力的衰弱,让西北的局面变得十分不稳定。

第六回合:洪福汗国(阿古柏)vs大清帝国

虽然清廷最终以雷霆手段强硬收复了新疆,但仅仅是行政收复,文化上新疆以然伊斯兰化,再未收复,直至现在也未文化收复。

别以为中华文化就是金钟罩、铁布衫,只有我们同化别人,没有别人同化我们的事?我们中华文化,能传承几个世纪直到今天,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第 一个原因:我们的祖先占据了东亚最适合人类繁衍的地带,人口基数一直很大,即使最弱的时期,对周围民族政权的人口优势也一直是碾压状态。人口是一切力量的 源泉,有了人口,怎么发展都行,没有人口,就算有再好的制度条件,也很难发展起来,尤其在古代那种丛林社会里,没有人口优势,注定国运不昌。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中华文化有两次最危险的时候,一次是安史之乱后,一次是元朝中期。

首 先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前,大唐如日中天,盛世高歌,长安城下,明皇抚琴,贵妃起舞,转身奏歌卧君怀,怎料已然危机四伏。公元751年8月,怛罗斯之战大 败,大唐联军在和阿拉伯联军的战争中败下阵来,虽然战败,但对大唐并不是致命的,战后,唐军卷土重来,仍然在中亚进行扩张。但是接下来的事件,对大唐确是 致命的,甚至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进程,那就是无数历史学家痛心疾首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年12月,大唐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短短 地一句话,却写尽了对盛世大唐的惋惜之情。

安史之乱后,河北一带彻底胡化,不听中央号令,直到六百年后,朱元璋北伐收复故土,这块土地才重 新回到汉人王朝的控制中。安史之乱后,国势骤降,已然无力恢复对西域的统治,甚至连河西走廊到河湟一带,也被吐蕃占去,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吐蕃不过占领 这块土地一百多年时间,已将当地汉人全部同化,汉人的小孩不学汉话,都学吐蕃话,对唐王朝更无效忠之心,甚至把唐朝当作敌人。所以才会有司空图的那首诗:

河湟有感

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如 果安史之乱后,阿拉伯阿巴斯王朝趁唐朝内乱,联合周边一直被唐朝欺负的民族政权,进攻唐朝,结果会是怎样,还真的无法预知。在安史之乱前,大唐周边的那些 民族政权已经被强唐欺负了上百年,安史之乱对他们是重大利好,如果真的有一股强势力量带领他们复仇唐朝,结果还真不好说。但紧接着,阿巴斯王朝也发生了内 乱,没有继续东扩战争,由于吐蕃的崛起,中亚成了吐蕃的势力范围,也在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阻碍了中原腹地被阿拉伯伊斯兰化。

总 的来说,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的,在由盛转衰,大厦倾覆的情况下,阿拉伯帝国内部也出了问题,无暇东侵。我们躲过了伊斯兰的侵袭,躲过了中华文化被彻底湮 灭,但是西域那块土地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西域是千里佛国,中原的佛教就是通过西域传进来的,从此正式开始伊斯兰化。等到一千年后的公元1759年,准格 尔汗国被清朝彻底打败,西域再次回到中华王朝的怀抱中时,这块土地的佛教文化早已不复存在,连渣都不剩了,而伊斯兰势头正旺,还在东扩,直到新疆全面伊斯 兰化。

元朝时期就像国歌中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一位蒙古族皇帝,他就是元武宗,元朝第三任皇帝——孛儿只斤.海 山,早年在宫中受过一定程度的儒学教育,文化上,在崇信藏传佛教的同时延续宗教自由政策,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1307年元成宗无嗣而崩,爱 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发动政变,除掉了成宗皇后伯岳吾·卜鲁罕及她试图拥立的安西王阿难答。

阿难答,成宗皇后是想立他当太子的,那么这位有可 能当大元皇帝的阿难答又是什么来路呢? 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元成宗去世后,曾与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争夺帝位,失败被杀。他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 位有希望争夺帝位的穆斯林。这个阿难答身为蒙古人,竟然是一位蒙古穆斯林,差点成为大元的皇帝,华夏大地的最高领导人。据拉希德丁《史集》

记载:阿难答自幼受一穆斯林家庭抚养,“木速蛮(即穆斯林)的信仰在他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沉湎于祈祷”。“他还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归信了伊斯兰教”。

这 一幕熟悉吗?这不正是世界各国的伊斯兰进程吗?如果真让他当了元朝皇帝,那么全国范围的伊斯兰化势不可免,你我上学时念的就不是《论语》《三字经》了,而 是《布哈里圣训》《古兰经》了。有人可能会说,即使阿难答当了元朝皇帝,我们也不可能伊斯兰化,中华文化一定会把伊斯兰文化同化。那请问:元朝时,蒙古人 从西域中亚带来的色目人,都过去块八百年了,他们被同化了吗?回民还是回民,信仰一直没变过,而且人口还在扩张。当时元朝统治下的汉人,民族自豪感早已荡 然无存,民族自信心也损失殆尽,元朝是汉人政权第一次全面亡国,但并没有亡天下,如果阿难答做元朝皇帝,那就是彻彻底底的亡天下,一旦亡天下,中华文化绝 无翻身可能。

什么叫亡国?蒙古人灭了汉人的宋朝,建立了元朝,这叫亡国。一百年后,汉人大起义,朱元璋北伐成功,恢复汉家天下。

什么叫亡天下?古波斯人被阿拉伯帝国灭国,彻底伊斯兰化,直到今天,伊朗不论政权更迭,都自认是安拉的子民,都不承认古波斯文化的先进性,不承认波斯的雅利安血统,这叫亡天下。

在 伊斯兰的威胁面前,大元境内的所有民族利益一致,那就是坚决反对伊斯兰化。元武宗信仰藏传佛教,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对儒教也是尊崇的态度,但是对于伊斯 兰,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楚的,因为伊斯兰明显违反“祖宗之道”,要坚决打击。阿难答为争夺帝位,建立他所畅想的大元伊斯兰国,发动对元武宗的战争,最后兵败 被杀。虽然全国化的伊斯兰进程被终结了,但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化已不可避免:阿难答死后,安西王的领土被转封给帮助元武宗海山夺取帝位的爱育黎拔力八 达。他镇守川陕地区时,对伊斯兰教不支持,并从严限制。但是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已成气候,正处在方兴未艾,生气勃勃的上升阶段。阿难答及其部下的改宗伊斯 兰教,对宁夏地区该教的传播发展和回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同治陕甘回变可以看作此人政策的一项远期成果。学界做过当时陕西关中平原民族构成的分析,回族 占关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直到今天,伊斯兰在整个中国西北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而那块地区,正是华夏民族的龙兴之地啊。无论元朝有多么不好,但在这件事上,元武宗彪炳千古,不论他的初衷只是争夺权位。

明朝,要不是当年帖木儿死在东征的路上,华夏文明又要呵呵了。

从 武力上来看帖木儿帝国打西边的奥斯曼像打孙子一样容易,西边打完了,帖木儿拼上全部家当,20万铁骑讨伐明朝,就要完成当年蒙古帝国那样的伟业,所以对于 入主中原势在必得。明朝根本无法抵挡,朱蒂纵然是个很能打的皇帝,但独木难支,而帖木儿发起进攻明朝的时机,正是选择朱蒂叛乱夺权未稳的时刻,还打着讨伐 朱蒂篡位旗号来减轻中原人民的抵抗情绪,可见贴木儿是多么滴老谋深算。同时,帖木儿还标榜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以此拉拢北元势力,借助蒙古骑兵,一起攻 打明朝。也是满达入主中原的前传,看来真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而在蒙元统治刚结束,中西部大量穆斯林人口,要知道穆斯林是凝聚力非常强,并且是跨种 族的信仰。

在入侵时,大量中西部汉族穆斯林,有能给贴木儿做内应,提供粮草,补充兵员。据《明史.西域火州传》记载:“永乐四年五月,命鸿 胪丞刘帖木儿护别失八里使者归,因赍彩币赐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贡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即中亚人)行贾京师者,甘、凉军士多私送出境,泄漏边务。帝命 御史往按,且敕总兵官宋晟严束之。”众所周知,甘、凉军士中回族、蒙古族多,尤其是穆斯林多,此次事件显然与前一年帖木儿东征有关。他们既能私送回回行贾 京师者出境,还敢“泄漏边务”,当然更会在战场上临阵倒戈。由此看来,由这些人把守的嘉峪关想顶住帖木儿军的攻势,无异于天方夜谈。即使贴木儿首轮干不掉 明朝,也能在中西部常驻下去,而且伊斯兰教极强的传播能力,只能让更多的人民信仰穆斯林。明朝被打不死,也得被绿化。

纵 然明朝的中原已经被回回渗透得筛子,明朝可没有能力对伊斯兰大军进行“反渗透”。现在也很难,反恐情报主要来源于卫星无人机网络窃听等技术,派卧底渗入恐 怖组织非常难,很容易被识破。也有人指出帖木儿劳师远征等不利因素,对于中国战败的预测有争议。好吧!就算明朝大胜,斩敌一半,俘获一半。10万俘虏要不 要杀光?如果不杀光,表明上是明朝胜了,从历史的长线中依然是伊斯兰胜了。要知道,在山东横行的回回是菲律宾苏禄的移民后裔,在海南与中国海军对峙的回。 回是被越南排外的占城难民。几经风霜,主仆易位,这10万伊斯兰俘虏的后代也将俘获中华文明的后代。只要帖木儿大军走到中国,不论战果如何,伊斯兰都是胜 利者。

而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强盗发明传播的一种宗教,迎合人性的黑暗面,对普通大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如今伊斯兰教传遍世界,信徒几十亿已 经说明一切。这是儒家思想无法比拟的。如果贴木儿入主中原成功,中国90%的人口都将成为穆斯林,而儒家思想只能保留在官僚阶层一种小众文化。儒家文化在 强大穆斯林面前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最后,中国大量民众都将大量使用阿拉伯文书写,因其是拼音文字要比复杂的汉字好学的多,汉字将不再是中华大地的主流文 字,而失去统一书写的汉字,各地不同的方言很可能导致中国文化上的分裂,进而造成中国无法统一的大分裂,如同欧洲,阿拉伯世界一样。

中华文 化一旦被伊斯兰文化倾覆,绝无翻生之日,可以看看那些古代河流区域的文明现状:中华文明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交汇形成的文明,并且融合了周边部族的文明, 所形成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古印度文明发祥于印度河流域,古印度文化早已断层,印度河现在巴基斯坦境内。古巴比伦文明发祥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早 已灭绝,两河流域现在活跃着ISIS伊斯兰国。古埃及文明发祥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只剩历史,尼罗河流域现在是伊斯兰国家。都几千年过去了,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谁还会相到这片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璀璨的文明。

莫拿中华文化的先进来说事。看看现在北非西亚一带,他们的原文明难道就比中国 差?我们平时经常嘲笑印度三哥,可曾知道古印度文明要比古中国文明发祥更早,更先进,中华文明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古印度文明影响。我们经常自豪自己的汉字, 几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可曾知道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公元前3200年就发明了楔形文字,比甲骨文还要早2000年。古埃及在数学,工程学方面的发展就不多 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些古文明都曾深刻影响着这个世界,可是已经断代,那些传承的人们要么是被灭国屠杀了,要么是被异族文化同化了。那是因为他们被打趴 下,然后套上颈环。然后就像狼训服为狗一样。一代不服,那下一代呢?吃不吃猪肉根本不是问题,中原兴盛的佛教什么肉都不吃。暴力胁迫下的剃发留辫也实行 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总有一代会屈服!

只有我们还传承至今,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好的地形条件,能天然阻挡异族的入侵。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文 化渗透,近和远的差别太大了。一旦距离远了,不但军队的后勤补给跟不上,而且一出征就几年,自己大本营出什么问题都不知道,非常危险。文化渗透方面,很难 跳跃着来,只能步步渗透,一旦在某个点受阻,那进程就会停滞。伊斯兰教势力笼罩的除了半岛,就是其周围近的地方,包括北非、东非、东欧、西亚、中亚以及东 南亚。有人会问,东南亚不是很远吗?其实没有那么远,因为主要是通过海路来,和东非是一样的。伊斯兰再强,距离是无法跨越的。猜一猜哪里的伊斯兰势力最 少?对,就是离伊斯兰核心区最远的地方,日本和南美。即是一个强文明,拜占庭帝国。但它的悲剧是离伊斯兰核心区太近了,最终逃不掉被灭的命运。另外一个类 似的,就是波斯文明,波斯文明曾经勇敢反抗伊斯兰,最终没有抵抗住,也是太近了。现在的伊朗人,已经完全不承认波斯文明,只认伊斯兰,真是让人感慨。印度 文明运气就不错,因为距离稍远一些,而其统治者虽然是伊斯兰化突厥蒙古人但不属于核心伊斯兰体系,宗教政策开明,使得印度文明保留了下来。当然,除了这些 近但文明强的状况,也有很远但实在文明很弱,一感染就同化的例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那些岛屿。

那些消失的文明也没我们这么好的运气,每到最 危险的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夷。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都是一马平川,新崛起的大帝国都会试图征服这些地区,改变当地的民族、文化、人口结 构。而在没有航海技术的古代,西方大帝国要想征服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得先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吃一路沙子,等打到河西走廊,已是强弩之末。而在中国历史 中,绿教帝国的强盛期与东方帝国的强盛期惊人一致,四大哈里发时代的强大阿拉伯与天宝时代的盛唐自是难分高下,大唐转衰后不久,阿拉伯也陷入长达三个世纪 的内斗与西方基督教的反攻(法兰克)最终走向分裂。在宋代衰弱时,又赶上十字军的百年东征。瘸子帖木儿不是叫嚣,要占领中国吗,走到一半自己先挂了。所以 我说,中华文明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一个文明能3000年里长盛不衰,靠的不光是实力,更要靠运气。

汉人今天还保持独立,一方面是祖先给 力,遗泽丰厚。另一方面就是上天保佑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真的没有多大差异。实话说,今天中华文明的状况并没有比伊斯兰好太多,甚至还有所不如,至少伊斯 兰教仍然存在于穆斯林的生活中。中华文明则基本上从生活中消失了,余下的也就剩汉字和一些节日了,兴个汉服还能被扣帽子,跟伊斯兰教的存在感根本没法比。 还有人没有民族文化危机感,以为中国可以重新像汉唐一样,唯吾独尊。别搞笑了,今天的中国只是世界的非主流而已,中国人移民到欧美是要信基督教来融入当地 的。趁现在有空,大家还是想想怎么样当世界的少数民族吧,看看世界会不会对中国人两少一宽。要知道穆斯林在世界上都比华人主流。

但是距离的 运气已趋于消散。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有了飞机火车,肉体征服的距离远近不是问题;有了互联网,文化渗透的远近也不是问题。大欧洲斯坦,不是没有可能;中华 斯坦,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要认为中华文明有什么特殊免疫性,然而并没有啊同学们!我们只是离得远而已,然后坚持了自己的文化,这并不代表以后一直安全。

有 句话叫“命是弱者的借口,运是强者的谦辞”,国家亦如是,国运好因为我们的祖辈父辈,足够坚强,足够努力,度过了一次次的厄运。我想危机之中的前辈们是不 会觉得我们国运好的,而应该是每天都觉得国危如累卵,好在虽然不断失败,但他们没有放弃,才有我们今天笑谈“国运”的好时光。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努力,为 后代打造更好的“国运”。而如果我们将祖辈奋斗出来的民族生存空间当做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忘了努力,那天上很快就会砸下石头。

版权说明: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如转载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谢谢!投稿邮箱:2338674921@qq.com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14211438699832381#related